促衰老与抗衰老基因介绍（五）：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（IGF-1）与人类疾病关联的研究

促衰老与抗衰老基因介绍（五）：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（IGF-1）与人类疾病关联的研究

  • 5:01 下午

引言

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（IGF-1）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理功能的肽类生长因子，通过与同源受体 IGF-1R 结合，激活 PI3K/Akt/mTORC、Raf/MAPK 等下游信号通路，调控细胞增殖、分化、抗凋亡过程及糖脂代谢平衡 [1,2]。

 

近年来，流行病学、遗传学及机制研究证实，IGF-1 的循环水平异常或其编码基因的遗传变异（如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、CA 重复序列多态性）与多种人类疾病的发生风险、病理进展及临床结局密切相关，涉及癌症、神经退行性疾病、代谢性疾病、肾病、精神疾病等多个领域 [3-8]。

 

一

IGF-1 与癌症

 

IGF-1 通过促进细胞恶性增殖、抑制凋亡、增强侵袭转移能力及调控肿瘤代谢表型，参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。其基因多态性可通过影响循环 IGF-1 水平或局部信号活性，进一步改变癌症易感性 [2,8]。

 

1.1 结直肠癌（CRC）

结直肠癌是全球高发恶性肿瘤，代谢综合征（如高血糖）与 CRC 风险升高相关，而 IGF-1 可能是连接高血糖与 CRC 的关键分子——高血糖饮食可通过胰岛素 / IGF-1 信号通路激活结直肠癌细胞的葡萄糖摄取及有氧糖酵解，这一过程涉及 PI3K/Akt/mTORC、Raf/MAPK 通路激活，以及 GLUT1（葡萄糖转运体）、LDHA、HK II（关键糖酵解酶）和 MYC、KRAS（癌基因）的异常调控 [1]。

 

在遗传性结直肠癌中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（HNPCC）患者 IGF1 基因启动子区 CA 二核苷酸重复序列长度与 CRC 风险显著相关：CA 重复序列≤17 次的患者，CRC 发病风险是其他患者的 2.36 倍（95% CI=1.28-4.36，P=0.006），且发病年龄显著提前（44 岁 vs.56.5 岁，P=0.023）[14]。

 

荟萃分析进一步证实，IGF1 通路基因多态性与散发性 CRC 易感性相关：IGF1 rs6214C>T 的 CC 基因型（OR=0.43，95% CI=0.21-0.87，P=0.019）、IRS1 rs1801278G>A 的 GA 基因型（OR=0.74，95% CI=0.58-0.94，P=0.016）及 IRS2 rs1805097G>A 的 GA 基因型（OR=0.83，95% CI=0.71-0.96，P=0.013）均与 CRC 风险显著关联 [25]。

 

此外，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显示，基因预测的循环 IGF-1 水平每升高 1 个标准差，CRC 发病风险增加 12.6%（OR=1.126，95% CI=1.048-1.210，P=1.3×10⁻³），证实 IGF1 在 CRC 发生中的因果作用 [8]。

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insulin/IGF-1 system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(CRC) through direct (mitotic effects) and indirect (aerobic glycolysis) activity.

 

1.2 乳腺癌

IGF-1 是乳腺组织重要的有丝分裂原，与 IGF-1R 结合后触发信号级联反应，直接促进乳腺上皮细胞增殖并抑制凋亡，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关键通路交汇点 [2]。

 

遗传关联研究显示，IGF1 基因 SNP rs1520220 的 C 等位基因与女性循环 IGF1 水平升高（r²=2.1%，趋势 P=0.003）及乳腺癌风险增加相关（cc/gg 基因型 OR=1.41，95% CI=1.11-1.79，趋势 P=0.03）；而 IGFBP3（IGF-1 主要结合蛋白）基因 SNP rs2854744 的 A 等位基因可升高循环 IGFBP3 水平（r²=9.7%，P<10⁻⁹），并降低乳腺癌风险（aa/cc 基因型 OR=0.87，95% CI=0.77-0.99，P=0.03）[4]。

 

然而，在更大规模的乳腺和前列腺癌队列联盟（BPC3）研究中（6912 例病例，8891 例对照），尽管 IGF1 SNP 可导致循环 IGF-1 水平最大 5% 的变化，IGFBP3 SNP 可导致 IGFBP3 水平最大 12% 的变化，但未发现这些多态性与乳腺癌风险存在关联，提示人群异质性（如种族、绝经状态）可能影响结果 [5]。

 

系统综述进一步明确：绝经前女性中，循环 IGF-I 最高四分位数组的乳腺癌风险是最低四分位数组的 2 倍以上（8 项研究中 5 项支持），且部分研究仅在年轻人群中观察到显著关联；而绝经后女性中未发现一致关联[7]。在种族特异性研究中，非洲裔美国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中，IGF1（CA）n 重复序列的非 19 / 非 19 基因型与乳腺癌风险显著相关（OR=1.75，95% CI=1.07-2.88，P=0.027），且绝经前女性中关联更强（P=0.04）[35]。

 

此外，IGF1 基因多态性还与乳腺癌预后相关：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中，IGF1 rs2946834 稀有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无事件生存期显著缩短（单因素 HR=3.06，95% CI=1.14-8.22，P=0.027；多因素 HR=4.02，95% CI=1.36-11.90，P=0.012）[36]。

IGF1 SNPs and linkage disequilibrium. 64 SNPs were identified covering a 56-kb region. Of these, 14 htSNPs defined the common haplotypes among Caucasians.

 

1.3 前列腺癌

IGF-1 在前列腺发育及癌变中起关键作用，其基因座的遗传变异可通过调控 IGF-1 水平影响前列腺癌风险 [17]。

 

在多民族队列研究（2320 例病例，2290 例对照）中，IGF1 基因的 4 个强连锁不平衡块对应的单倍型（1B、2C、3C、4D）均与前列腺癌风险显著关联（OR 分别为 1.21、1.24、1.25、1.19，95% CI 均跨 1），且 SNP rs7978742 与 rs7965399（完全相关，r=1.0）是这些单倍型的强效替代指标（趋势 P=0.002）[17]。

 

孟德尔随机化研究以 IGF 轴 SNP 为工具变量发现，IGF-II 水平每升高 1 个标准差（约 265 ng/mL），高 Gleason 分级（≥7）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 14%（OR=1.14，95% CI=1.00-1.31），提示 IGF 通路可能影响前列腺癌的恶性程度 [30]。

 

此外，循环 IGF-I 水平与前列腺癌风险呈正相关：最高四分位数组风险比最低四分位数组高 21%（趋势 P=0.02），而 IGFBP3 基因外显子 1 的非同义 SNP rs2854746（Gly32Ala）虽与 IGFBP3 水平显著相关（每携带 1 个次要等位基因升高 6.3%，校正 P=8.8×10⁻⁴³），但不影响前列腺癌风险 [32]。

IGF1 LD and SNP associations with IGF-I blood levels and prostate cancer risk among Caucasians in the BPC3

 

1.4 胃癌

IGF-1 通过调控胃上皮细胞增殖与凋亡参与胃癌发生，但其基因多态性与胃癌的关联存在人群差异 [39,40]。

 

在日本人群中，IGF1 rs1520220 的 C 等位基因（OR=1.14，95% CI=1.00-1.30）与 rs4764887 的 G 等位基因（OR=1.18，95% CI=1.02-1.36）均与胃癌风险显著相关，且风险等位基因数量与胃癌风险呈剂量依赖性正相关（趋势 P=0.019）[39]。

 

中国人群研究发现，IGF1 基因 3′ 非翻译区（3’UTR）的 SNP rs6218 可通过破坏 miR-603 对 IGF-1 表达的调控，导致 IGF-1 表达上调，进而促进胃癌发生；而 rs16128 也可能通过类似机制成为胃癌风险因子，携带其 UC/CC 基因型的患者肿瘤体积更大、转移概率更高 [9]。

 

然而，在伊朗人群中，IGF1 rs5742612 多态性与胃癌风险及临床病理特征均无显著关联（P>0.05），且该 SNP 的 T 等位基因频率极低（病例组 1.5%，对照组 1.1%），提示其可能不是该人群胃癌的有效遗传标志物 [40]。

Genotype distributions of IGF1 polymorphisms and their odds ratios(OR) for stomach cancer risk

 

1.5 其他癌症

  1. 上皮性卵巢癌（EOC）： EOC患者中，高微卫星不稳定（MSI-H）细胞的 IGF1 基因易积累突变，且 IGF1（CA）19 重复序列多态性与白人女性 EOC 发生相关，MSI-H 基因型患者的 IGF-1 免疫阳性细胞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 [27]。

  2. 肾细胞癌（RCC）：IGF1 基因 3’UTR 的 rs5742714 与中国人群 RCC 风险及预后相关：GC/CC 基因型较 GG 基因型显著降低 RCC 风险（OR=0.82，95% CI=0.68-0.98，P=0.002），且携带该基因型的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（HR=0.36，95% CI=0.14-0.93，P=0.025），机制可能与 miRNA 结合受阻导致 IGF1 mRNA 及血清水平降低有关 [38]。

  3. 非小细胞肺癌（NSCLC）：IGF1 受体（IGF1R）多态性与 EGFR 突变阳性 NSCLC 相关：女性肺腺癌患者中，IGF1R rs2229765 的 GA+AA 基因型与 EGFR 突变（尤其是 L858R 突变）显著负相关（OR=0.39，95% CI=0.17-0.87）；而无 EGFR 突变患者中，IGF1R rs7166348 的 A 等位基因携带者淋巴结转移风险更高（OR=2.75，95% CI=1.20-2.31）[12]。

  4. 子宫内膜癌（EC）：白人女性中，IGF1 基因 P1 启动子区 CA 重复序列多态性与 EC 发生相关：EC 患者中不含 19 CA 等位基因的基因型占比更高，且 MSI-H 18-20 型、MSI-L 19-20 型及 MSS 19-19 型的 IGF-1 表达细胞数量显著高于 MSI-H 20-20 型（P 均 <0.05），提示 IGF1 启动子多态性可能通过异常表达 IGF-1 参与 EC 发生 [33]。

Gene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IGF1/IGFBP3 and risk of renal cell carcinoma

 

二

IGF-1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

 

IGF-1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，可调节神经元存活、突触功能及 β 淀粉样蛋白（Aβ）清除，其水平异常或基因变异与帕金森病、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风险相关 [3,28]。

 

2.1 帕金森病（PD）

观察性研究已证实循环 IGF-1 水平与 PD 存在线性关联，而孟德尔随机化研究进一步明确其因果关系：通过筛选与 IGF-1 血清浓度及 PD 均相关的 SNP，采用逆方差加权（IVW）法发现，IGF-1 水平每升高 1 个单位，PD 发病风险显著增加（OR=1.020，95% CI=1.003-1.038，P=0.0215）；且 MR-Egger 法（P=0.719）及留一法分析均未提示水平多效性或偏倚，证实 IGF1 升高是 PD 的潜在风险因素 [3]。

A forest plot showing the association of genetically predicted circulating IGF-1 with PD.

 

2.2 阿尔茨海默病（AD）

AD 患者循环 IGF-1 水平异常，且 IGF-1 可通过调控 Aβ 清除参与 AD 发病机制 [28]。

 

在南欧人群中，IGF1 rs972936 的 GG 基因型频率在 AD 患者中显著高于对照（63% vs.55%），该基因型与 AD 风险增加相关（独立于 APOE 基因型），且与循环 IGF-1 水平升高相关 [28]。

 

而在中国汉族人群中，rs972936 的 T 等位基因（而非 G 等位基因）使晚发性 AD（LOAD）风险增加 1.16 倍（等位基因 P=0.047），且该关联仅在非 APOE ɛ4 携带者中显著（基因型 P=0.002），提示种族差异可能影响 IGF1 多态性与 AD 的关联 [23]。

 

三

IGF-1 与代谢性疾病

 

IGF-1 参与糖脂代谢调控，其缺乏或基因变异与 2 型糖尿病（T2DM）、代谢综合征等代谢性疾病的易感性及病理进展密切相关 [15,21,22]。

 

3.1 2 型糖尿病（T2DM）

低出生体重与后期 T2DM 风险相关，而 IGF1 基因多态性可能是连接两者的遗传纽带：不携带 IGF1 某野生型等位基因的个体，出生体重比该等位基因纯合子低 215 克（95% CI=-411 至 – 10），支持 “影响胎儿生长的 IGF1 变异可解释低出生体重与 T2DM 的关联” 假说 [15]。

 

然而，人群差异显著：荷兰队列研究发现 IGF1 启动子微卫星非 Z 等位基因与 T2DM 风险升高相关，但英国人群研究未重复该结果，且该微卫星与成人身高、糖耐受及胰岛素抵抗均无关联，提示其可能无重要功能意义 [19]。

 

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群中，IGF1 rs35767 的 AA 基因型（OR=2.40，95% CI=1.19-4.84）与 A 等位基因（OR=1.55，95% CI=1.17-2.06）均与 T2DM 风险显著相关；且 rs35767 与 rs5742694 组成的双因子模型（GG/CC、GA/AA 等基因型组合）为高风险组，其 T2DM 风险是低风险组的 2.165 倍（OR=2.165，95% CI=1.478-3.171）[21]。

 

此外，中国汉族人群中，IGF1 rs6218（OR=1.92，P=0.00）、rs35767（OR=2.29，P=0.02）及 rs5742612（OR=2.21，P=0.04）均与 T2DM 风险显著相关，且 rs35767 的次要等位基因纯合子与血清 IGF1 水平相关 [26]。

The genotype distributions of IGF1 polymorphisms in subjects

 

3.2 代谢综合征

IGF-1 缺乏与代谢综合征的核心特征（血脂异常、胰岛素抵抗、高血糖、肥胖、心血管疾病）均相关，是代谢综合征病理生理过程的关键激素 [22]。

 

体外及体内研究证实，IGF-1 缺乏可导致脂质代谢紊乱（如甘油三酯升高、高密度脂蛋白降低）、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及心血管损伤；而 IGF-1 替代治疗（仅恢复生理水平）可能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代谢表型，但需避免超生理剂量带来的风险 [22]。

 

此外，IGF1 基因多态性可能通过影响 IGF-1 水平间接调控代谢综合征风险：如 IGF1 rs35767 在维吾尔族人群中与 T2DM 相关，而 T2DM 是代谢综合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提示该 SNP 可能通过关联 T2DM 参与代谢综合征发生 [21]。

Primer information for IGF-1 gene genotyping

 

四

IGF-1 与肾脏疾病

 

IGF-1 参与肾脏生长、修复及代谢调控，其基因变异或信号异常与 IgA 肾病、肾移植结局及肾细胞癌等肾脏疾病密切相关 [24,34,38]。

 

4.1 IgA 肾病（IgAN）

IGF-1 基因多态性虽不影响 IgAN 易感性，但与疾病的组织病理学进展相关：中国西北汉族人群中，IGF1 rs1520220 的 CC 基因型与 IgAN 患者的系膜增生（M1）分级显著相关（M0/M1：CC vs CG+GG，OR=1.62，P=0.04）；

 

rs2195239 的 GG 基因型与内皮细胞增生（E1）分级显著相关（E0/E1：GG vs GC+CC，OR=1.90，P=0.004），提示 IGF-1 可能通过调控肾组织细胞增殖影响 IgAN 病理严重程度 [34]。

 

4.2 肾移植

生长激素 / IGF-1 轴是肾移植长期失败的重要风险因素：肾移植受者的 DCGF风险与年龄相关的 IGF-1 水平呈平行关系，IGF-1 暴露较高（移植前 IGF-1 水平高或供体肾脏剂量低）与 DCGF、蛋白尿及 T 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风险显著增加相关 [24]。

 

基因型分析显示，IGF1 表达数量性状位点（eQTL）rs35767 的每个风险等位基因可使 DCGF 风险增加 50%；且移植后 1 年肾活检显示，肾内 IGF1 转录本未增加，但 GHR（生长激素受体）与 IGF-1R 转录本表达受抑，提示循环 IGF-1（而非移植物来源 IGF-1）是 IGF-1 暴露的主要来源 [24]。

Diagrammatic illustration of how graft IGF-1 exposure is defined by the circulating IGF-1 levels in the recip ient at transplantation with the kidney dose that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hyperfiltration

4.3 肾细胞癌（RCC）

如前文 “其他癌症” 所述，IGF1 rs5742714 的 GC/CC 基因型可降低中国人群 RCC 风险并改善预后，机制与该 SNP 抑制 IGF1 mRNA 表达及血清水平相关 。此外，IGF1 通路还可能通过促进 RCC 细胞增殖、抑制凋亡参与肿瘤进展，为 RCC 的靶向治疗提供潜在靶点 [38]。

五

IGF-1 与其他疾病

5.1 骨质疏松症

IGF-1 可调节骨形成与骨吸收，其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骨质疏松症风险相关 [13]。

荟萃分析（6 项病例对照研究，2068 例患者，2071 例对照）显示，IGF1 rs35767 多态性在显性模型（TT+TC vs CC）下与骨质疏松症易感性显著相关（OR=1.21，95% CI=1.07-1.37，P=0.002）；亚组分析进一步明确，该关联仅在绝经后女性中显著（OR=1.29，95% CI=1.08-1.54，P=0.005），而在男女混合亚组中无关联（OR=1.14，95% CI=0.96-1.35，P=0.12）[13]。

此外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（IOM）男性患者中，IGF1 基因转录起始位点上游 1kb 处的 192 bp 等位基因纯合子频率（64%）显著高于健康人群（32%，P<0.004），且该基因型患者的血清 IGF-1 水平显著降低（129±7 ng/mL vs.154±7 ng/mL，P=0.03），提示 IGF1 遗传变异可能通过降低血清 IGF-1 水平影响骨密度 [20]。

5.2 抑郁症（MDD）

基于氧化应激假说，IGF-1 基因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影响中国人群抑郁症风险 [6]。

病例对照研究（420 例患者，420 例对照）显示，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风险显著相关（OR=3.28，95% CI=2.19-4.85，P<0.001）；IGF1 rs972936 的 C 等位基因（OR=1.53，95% CI=1.26-1.85，P<0.001）与 rs978458 的 T 等位基因（OR=1.92，95% CI=1.58-2.34，P<0.001）均显著增加抑郁症风险；且 rs978458 与负性生活事件存在联合作用（OR=2.94，95% CI=1.23-7.03，P<0.05），而 rs972936 无此交互效应 [6]。


Association of IGF-1 genotypes and alleles on the risk of MDD

 

5.3 眼部疾病

  1.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（DR）：中国汉族人群中，IGF1 rs6218 的 AG 基因型（OR=1.77，P=0.04）与 rs35767 的 TT 基因型（OR=2.32，P=0.03）均显著增加 DR 风险，且 rs35767 的 T 等位基因是 DR 的独立风险因素（OR=1.45，P=0.04）；机制可能与 rs35767 调控血清 IGF1 浓度相关 [26]。

  2. 高度近视：荟萃分析（5 项研究，2808 例患者，2778 例对照）显示，IGF1 rs12423791 与 rs6214 整体上与高度近视无关联，但亚组分析提示中国人群中 rs12423791 可能相关（等位基因模型 OR=1.24，95% CI=1.04-1.48；显性模型 OR=1.40，95% CI=1.16-1.69），需更大样本验证 [11]。

  3.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（AMD）：视网膜色素上皮（RPE）是 IGF-1 的主要产生部位，IGF-1 通过激活光感受器细胞的 IGF-1R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；而在新生血管性 AMD 中，RPE 的 IGF-1 与 IGF-1R 均过表达，提示 IGF-1 调控异常可能参与 AMD 病理过程 [29]。

 

5.4 自身免疫病（干燥综合征，SS）

IGF1R 基因多态性与抗 Ro/SSA 阳性干燥综合征易感性相关：抗 Ro/SSA 阳性 SS 患者中，IGF1R rs2229765 的 A/A 基因型频率（24.8%）显著高于健康对照（10.7%，P=0.001）[31]。

 

机制研究显示，SS 患者小唾液腺组织中 IGF1R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均低于口干对照，且与胱天蛋白酶 1（促凋亡分子）转录本呈负相关；而胱天蛋白酶 1 与炎症小体成分（NLRP3、ASC、IL1β）呈正相关，提示 IGF1R 表达降低可能通过促进凋亡激活炎症小体通路，参与 SS 发病 [31]。

Frequency of the A/A genotype of the IGF1R rs2229765 variant in SS and SS-L patients compared to HCs according to anti-Ro/SSA status.

 

5.5 生殖系统疾病

  1. 子宫内膜息肉：IGF1 CA (n) 重复序列的 CA (19)/CA (19) 基因型（OR=2.57，95% CI=1.09-6.01）及 CA (19)/CA (19)+CA (>19)/CA (n) 基因型（OR=2.18，95% CI=1.06-4.47）显著增加子宫内膜息肉风险；而 IGFBP3 rs2854746 的 CG 基因型（OR=0.37，95% CI=0.19-0.73）及 CG+GG 基因型（OR=0.51，95% CI=0.28-0.93）具有保护作用 [37]。

     

  2. 中枢性性早熟（CPP）：尽管 IGF-1 与生长激素协同调控性成熟，但女孩 CPP 患者与对照之间的 IGF1、IGF2、IGF1R 等基因 SNP、单倍型及等位基因频率无显著差异，提示这些已知 IGF-1 轴 SNP 在 CPP 发生风险中的作用较小 [16]。

CharacterizationofthesampleforIGF-1genotyping

 

5.6 人类长寿

IGF-1 信号减弱与模式生物长寿相关，而人类极端长寿人群中存在功能性 IGF1 编码变异 [18]。

 

对德系犹太裔百岁老人、其后代及对照（共 2108 人）的全外显子测序显示，长寿队列中存在 IGF1:p.Ile91Leu（百岁老人特有）与 IGF1:p.Ala118Thr 变异：前者位于 IGF-1 与 IGF-1R 的结合界面，与 IGF-1R 结合亲和力降低；后者与循环 IGF-1 水平显著降低相关。两者均通过减弱 IGF-1R 活性，可能有助于人类极端长寿 [18]。

 

5.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（HSCT）

研究者对543例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IGF-1及其结合蛋白（IGFBP3）编码基因的8个单核苷酸多态性（SNP）进行分析，评估其对全身炎症反应和临床结局的影响[10]。

 

总体而言，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康人群相比，患者从转诊到移植后2年期间的血清IGF-1和IGFBP3中位水平均降低，但对于IGF1基因rs1520220、IGF1基因rs978458或IGFBP3基因rs2854744已知高表达次要等位基因纯合子的个体，其血清水平在整个研究期间保持正常。与此一致，这些IGF1基因型（rs1520220：中位值66 vs. 102 mg/L，P=0.005；rs978458：53 vs. 104 mg/L，P<0.001）患者的C反应蛋白（CRP）最高水平更低，这转化为边缘显著的生存优势（rs1520220：P=0.060）和治疗相关死亡率降低（rs978458：P=0.050）。

Genotypes of  IGF1 and IGFBP3 and association with circulating IGF-1 and IGFBP-3.



六

结论与展望

现有研究证实，IGF-1 通过调控细胞增殖、凋亡、代谢及信号通路，在癌症、神经退行性疾病、代谢性疾病、肾病等多种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，且其基因多态性（如 SNP、CA 重复序列）可通过影响循环 IGF-1 水平或局部信号活性，进一步改变疾病易感性与临床结局。

然而，研究中仍存在以下挑战：

（1）人群异质性显著，部分 IGF1 多态性与疾病的关联仅在特定种族（如中国汉族、维吾尔族）或亚组（如绝经前女性）中存在；

（2）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（如 IGF1 多态性与乳腺癌的关联），可能与样本量、研究设计或混杂因素控制相关；

（3）IGF-1 与疾病的分子机制（如与其他通路的交互作用）尚未完全阐明。

未来研究需开展更大规模、多民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，结合单细胞测序、分子动力学模拟等技术，明确 IGF-1 在疾病中的因果作用及调控机制；同时，探索 IGF-1 作为疾病风险预测标志物或靶向治疗靶点的临床价值，为疾病的精准防治提供新策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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